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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標準，是指由團體按照自己確立的制定程序，自主制定、發布，并由社會自愿采用的標準。核心目的是滿足市場和創新的需求，協調各經營主體來共同遵循統一的技術和服務要求。

2015年2月11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首次提出團體標準的概念。

2015年3月11日，國務院印發《深化標準化工作改革方案》，明確提出培育發展團體標準的重大改革舉措，并首次將團體標準納入國家標準體系，為團體標準發展奠定了基礎。

2016年3月10日，原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印發《關于培育和發展團體標準的指導意見》，標志著我國團體標準培育工作開始走向正軌。

2016年4月25日，原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發布國家標準《團體標準化 第1部分：良好行為指南》（GB/T 20004.1—2016）。

2017年3月21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貫徹實施〈深化標準化工作改革方案〉重點任務分工（2017—2018年）》，要求“發展壯大團體標準”。

2017年11月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修訂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法》（以下簡稱《標準化法》）。

2019年1月9日，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民政部聯合印發《團體標準管理規定》，對團體標準的制定、實施、監督等作出了明確規定。

2021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標準化發展綱要》，強調大力發展團體標準，實施培優計劃和應用示范。

2022年2月23日，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等十七部門聯合印發《關于促進團體標準規范優質發展的意見》。

2023年3月1日，新修訂的《國家標準管理辦法》正式實施，并指出優質團體標準可經程序轉化為國家標準，提升權威性。

2023年8月6日，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印發《推薦性國家標準采信團體標準暫行規定》，意在充分利用實施效果良好的團體標準。

2024年8月，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發布《團體標準組織綜合績效評價指標體系》。

縱覽團體標準的發展沿革，我國的二元標準體系日趨成熟。從2015年2月至今，團體標準已走過10年。

截至2025年2月28日，共有8295家社會團體在全國團體標準信息平臺注冊，社會團體在平臺共計公布101812項團體標準。這些數字不僅勾勒出量的增長，更揭示了質的飛躍——當團體標準從“填補空白”邁向“定義標桿”，我們迫切需要以系統性思維解答三個關鍵命題：團體標準的演進與治理；團體標準創新生態的瓶頸突破與系統優化建議；團體標準國際化的路徑。

下面，有請各位專家重點圍繞這三個議題做發言。

首先，我想從發展階段談起。中國工程院院士趙憲庚在第二屆中國標準化大會上，曾經對團體標準的發展階段提出了著名的“五段論”，他認為團體標準的發展可以劃分為5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15年之前，稱作“運籌帷幄，蓄勢待發”；第二個階段是從2015年到2018年《標準化法》的修訂實施，賦予了團體標準正式的法律地位，稱作“破土而出，萌發新芽”；第三個階段是從2018年到2025年，稱作“百花齊放，蓬勃發展”；第四個階段是從2025年到2035年，稱作“大浪淘沙，鑄就品牌”；第五個階段是2035年以后，要“追求卓越，引領國際”。我個人也很贊同趙院士對團體標準發展階段的判斷，我們今天要討論的10年，剛好就是趙院士所說的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即“破土而出，萌發新芽”與“百花齊放，蓬勃發展”。這十年，不僅見證了團體標準法律地位的確立，更經歷了標準數量從每年千余項到如今日均28項的爆發式增長。這種高速增長的背后，是8000多家社會團體的共同探索，是無數標準化工作者在實驗室、會議室、生產線上的持續耕耘。 

說到發展歷程，我們必須回到政策維度。2015年的《深化標準化工作改革方案》，就像一粒種子，而隨后的《標準化法》修訂、《國家標準化發展綱要》出臺，則是為這顆種子提供了陽光雨露。這10年來，團體標準從無到有，從起步到蓬勃發展。我們也共同經歷了標準化發展的很多里程碑事件。我們共同經歷了國務院印發《深化標準化工作改革方案》，共同經歷了團體標準的培育發展，共同經歷了“服役”近30年的《標準化法》的修訂，共同經歷了二元標準體系的誕生，共同經歷了第一份以黨中央名義頒布的標準化綱領性文件——《國家標準化發展綱要》的誕生……這些重要里程碑事件背后，團體標準都有濃墨重彩的一筆。

值得一提的是，《國家標準化發展綱要》提出，到2025年，我國標準化發展將實現“四個轉變”，即標準供給由政府主導向政府與市場并重轉變、標準運用由產業與貿易為主向經濟社會全域轉變、標準化工作由國內驅動向國內國際相互促進轉變、標準化發展由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同時還要達到“四個目標”：全域標準化深度發展，標準化水平大幅提升，標準化開放程度顯著增強，標準化發展基礎更加牢固。從而實現標準化更加有效推動國家綜合競爭力提升，促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發揮更大作用。我們對此充滿信心。

我們也可以看出，在團體標準發展的十年歷程中，我國始終把握著“因時施策、精準發力”的治理邏輯，每一項團體標準的相關政策都有所側重，比如我們現在正在配合市場監管總局標準創新司開展的團體標準化管理辦法的編制，以及綜合績效評價，還有下一步綜合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優化、團體標準培優試點等，都是十分有針對性的工作。 

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2月28日，我國共有8295家社會團體在全國團體標準信息平臺注冊。這10年間，團體標準組織平均每年新增829家，平均每個月新增69家，平均每天新增2.3家。如果把這10年分成兩個階段，即前5年和后5年，經過分析可以發現，團體標準組織的增長速度也有區別，前5年一共新增團體標準組織3320家，占總數的40%，后5年新增4975家，占比60%，也就是說后5年的增速比前5年更快。這種“后期爆發”現象，反映出市場對標準化需求的集中釋放。

在團體標準數量方面，截至2025年2月28日，共發布團體標準101812項。其中國家級的社會團體公布標準42533項，國家級以下的地方社會團體公布標準59279項，平均每年新增1萬多項，平均每個月新增848項，平均每天新增28項。值得注意的是，團體標準數量已占我國標準總量的33%，從數量上看，距離2025年政府與市場并重的目標已經越來越近了。

2015年《深化標準化工作改革方案》如同春雷，喚醒了標準化領域的創新力量。此后，《標準化法》修訂、二元標準體系構建、《國家標準化發展綱要》出臺，這一系列“組合拳”構建起制度保障體系?？梢哉f，團體標準既是改革的產物，更是推動改革深化的實踐先鋒。 

團體標準這十年來經歷了萌發新芽期、破冰探索期、蓬勃發展期，如今即將進入規范發展期，特別是下一步的綜合績效評價和團體標準化管理辦法都將推動團體標準向規范發展。

但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快速發展背后潛藏著深層次矛盾。當前社會對團體標準的質疑主要集中在“多而不精，快而不優”這八個字上，團體標準距離滿足市場和創新的需求還遠遠不夠，不能夠支撐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在國際標準化競爭中，團體標準還沒有形成一支中堅力量。通過調研并結合工作，我認為主要存在四大瓶頸：

第一個瓶頸是團體標準組織的可持續發展能力不足。在經費保障方面，我們調研時發現，很多團體標準組織無法通過開展標準化工作來實現自給自足、收支平衡，很多組織靠收會員單位的會費，或者是收參編單位的費用生存，有的甚至以制定團體標準的名義亂收費。在工作能力和經驗方面，通過民政系統登記的團體標準組織數量大約有七八十萬家，很多團體標準組織在2015年之前沒有參與過標準化工作，對標準的制定、推廣、實施、監督、管理缺乏經驗。在人才隊伍和機構建設方面，部分團體標準組織沒有配備具有專業知識的工作人員，也沒有設置具有標準化管理協調和標準研制等基本功能的內部工作部門，所以很難實現可持續發展。

第二個瓶頸是團體標準組織標準化能力建設滯后。一些團體標準組織“白手起家”開展標準化工作，缺乏工作經驗基礎，更不可能有清晰明確的團體標準制定程序。有的制定了明確的程序，卻缺乏專業的執行程序。此外，很多團體標準組織沒有自己的官方網站與標準化工作平臺，其標準化工作機制公開透明程度不夠充分。

第三個瓶頸是國際化進程受阻。目前，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團體標準組織寥寥無幾，其中一方面原因是團體標準組織參與國際化工作的通道不夠通暢，比如民政部《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明確規定，社會團體必須是由中國的公民和單位組成，這就影響我們國家的團體標準組織吸收國外的會員。國際化人才的缺乏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特別是懂專業、懂標準、懂國際規則、具備語言談判能力的標準化人才，在團體標準組織這個層面十分缺乏。

第四個瓶頸是政策協同性不足。雖然《標準化法》確立了團體標準的地位，但是對團體標準培育的引導政策還不夠精準?，F在可以聽到社會上對團體標準有很多種聲音，說明大家對團體標準的本質、初衷等問題并沒有形成統一認識，從側面反映出我們政府的政策供給和社會團體政策的需求存在錯位。此外，政策之間的協同性還有待提升，團體標準涉及多個部門多個領域，但是與標準相關的還有100多部法律，并沒有承認團體標準的法律地位。比如2021年起施行的《民法典》，其中涉及了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卻忽略了團體標準。

面對這些挑戰，我提出幾方面優化建議：

首先，優化完善團體標準組織綜合績效評價指標體系。根據第一輪綜合績效自我評價中各方的反饋情況，適時啟動綜合績效評價指標體系修訂工作，用好指標體系這個工具，引導團體標準組織朝著更加規范優質的方向開展團體標準化工作。

其次，適時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團體標準組織培優試點工作。建立團體標準組織培優工作體系和工作機制，建立科學完善的團體標準組織培優工作體系和工作機制，培育一批有市場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團體標準組織，打造一批引領行業高質量發展的先進團體標準。

最后，加大力度推動團體標準實施應用。團體標準的生命力還在于其實施應用，要充分激發團體標準組織創新活力，要落實《國家標準化發展綱要》關于強化標準實施應用任務的落實，出臺相關制度政策或建立相關機制，推動建立法規引用團體標準制度、政策實施配套團體標準制度，在法規和政策文件制定時積極應用團體標準。建立市場自主制定標準交易制度，完善認證認可、檢驗檢測、政府采購、招投標等活動中應用先進團體標準機制，推進以團體標準為依據開展宏觀調控、產業推進、行業管理、市場準入和質量監管。健全基于團體標準或團體標準條款訂立、履行合同的機制。

基于參與中國工程院第五期標準化戰略課題研究的實踐積累，結合我國團體標準發展現狀，現就如何推進團體標準組織國際化發展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一是持續推動制度創新與政策突破。深入貫徹落實《國家標準化發展綱要》部署，加強團體標準的制度型開放，推動修訂《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積極推動出臺更加寬容的政策，為國內社會團體創造良好的國際化工作環境，助力國內社會團體提升國際影響力，為推進我國團體標準的國際化發展奠定良好基礎。在保證國家安全的基礎上，允許部分社會團體吸納國際會員，或者在團體標準制定方面放寬參與限制，允許吸收國外專家參與團體標準研制。引導團體標準組織探索建立吸納國外專家參與制定團體標準的管理機制，提升團體標準組織的國際化水平。暢通團體標準組織參與國際標準化活動的渠道，鼓勵團體標準組織基于團體標準提出國際標準提案，參與國際標準起草，增強團體標準的國際認可度和影響力。

二是建立健全有針對性的培育機制。為我國團體標準組織開展國際合作搭建平臺，鼓勵團體標準化活動活躍且具有一定國際工作基礎的團體標準組織率先與國際性專業標準組織開展標準互認等國際合作。幫助在我國注冊的國際性社會組織整合國內外標準化資源，提高開展團體標準化活動的積極性。對標國際，高質量創建優化星閃聯盟、全球計算聯盟、世界無線局域網應用發展聯盟、世界超高清視頻產業聯盟、開放智聯聯盟、全球云網寬帶產業協會等在我國批準設立的國際性產業與標準組織，強化規范管理，快速增強國際組織力、影響力、競爭力。

三是提高團體標準組織國際標準化意識，加強國際標準化人才培養。引導團體標準組織制定國際化標準化戰略和定位，開展外文版標準制定。有計劃地組織重要專業領域的團體標準化人員參與國際標準的活動，培養一批具有專業優勢、掌握國際標準化規則與外語熟練的復合標準化型人才。會同民政部加強統籌規劃，建立有效的工作體系，為我國社會團體開展國際標準化工作做好指導，不斷提高工作水平，增強團體標準國際化意識，打造團體標準培優工作品牌，全面促進我國團體標準化工作規范優質發展。

各位同仁，站在十年這個承前啟后的節點，我們既要看到團體標準在支撐產業升級、促進科技創新中的重要作用，也要清醒認識到提升團體標準質量的迫切性。通過構建“規范發展+創新引領+國際突破”的新格局，相信中國團體標準必將為全球標準化治理貢獻更多東方智慧。

我想重點談一下團體標準國際化的幾點觀察體會。在團體標準向國際標準轉換的過程中，首先需要明確兩個基本判斷：

第一，團體標準到底是什么？盡管我國推行標準供給二元結構多年，但現實中仍有部分企業將企業標準、團體標準、地方標準、行業標準和國家標準視為層級關系，認為國家標準層級最高，于是爭相去做國家標準。對此我持不同觀點——這些標準本質上是類型差異而非層次差異，正如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是教育類型之分而非層次之別，團體標準同樣屬于獨立的標準類型，這是推動團體標準國際化的認知基礎。

第二，什么是國際標準？事實上，國際標準可以分為狹義的、中義的和廣義的。過去我們的工作主要聚焦在ISO（國際標準化組織）、IEC（國際電工委員會）和ITU（國際電信聯盟）這三大組織發布的國際標準，這是最狹義也是最具影響力的國際標準。但我們需要建立更全面的認知框架。

中義層面的國際標準來自一些區域性標準化組織，比如歐洲標準化委員會（CEN）發布的標準。不過區域性標準轉化難度較大，除了歐洲的CEN有實際標準產出，其他區域性組織更多的是作為協調機構。

廣義層面的國際標準則涵蓋來自IEEE（電氣電子工程師協會）、W3C（萬維網聯盟）等國際行業組織的標準，甚至包括聯合國下屬機構的標準。

以上認知的建立非常重要。大家可能注意到，廣東、深圳在統計國際標準數量時，數據特別亮眼，就是因為采用了廣義統計口徑，將廣義國際標準納入統計。這給我們的啟示是：在推動團體標準國際化時，需突破狹義范疇，既要緊盯ISO、IEC、ITU三大主渠道，也要善于利用其他國際平臺。

中國貿促會商業行業委員會作為既具有社會團體法人資格、又免于登記注冊的群團組織，自2016年開展團體標準化工作。面對全國8000多家社會團體、超10萬項團體標準的激烈競爭，我們一直在思考如何做出特色，最終探索出了“團體標準化+國際標準化”的差異化路徑。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主要形成了兩種轉化模式：

第一類：以團體標準為基礎直接提案國際標準。

這里有個重要背景：2023年，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出臺了《推薦性國家標準采信團體標準暫行規定》，其中明確采信前提是團體標準實施滿2年。如果進一步形成國家標準，通常還需要1.5年周期，整個流程加起來大約需要3.5年。但實際上這么長的時間完全可以用來制定國際標準，因為ISO標準體系有個特點——它不強制要求標準來源，也就是不區分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和團體標準，所以我們可以直接用團體標準提案國際標準。

在過去的三四年里面，我們抓住這個機遇窗口，已經在無接觸配送服務規范、虛擬廚房、直播營銷、校企合作等領域推動實現了多項國際標準制定。今年2月，由我們牽頭制定的全球首個在線旅游國際標準ISO 9468《旅游與相關服務 在線旅游機構（OTA）在線住宿預訂平臺服務指南》也已經成功發布，在發布后僅一周就被英國國家標準機構（BSI）等同采納為英國國家標準（BS）。這些都是團體標準直接對接國際標準體系從而形成的國際標準。成為國際標準后可再轉報國家標準，就形成了“團體標準→國際標準→國家標準”的路徑，速度更快，更能夠滿足市場的創新需求，而且還有機會快速轉化為歐美發達國家的國家標準。

第二類：以團體標準集群孵化新技術領域。

中國每年牽頭制定的ISO/IEC標準總數大約有150項到200項。除了單個國際標準項目的爭奪，更高層次的競爭在于推動設立新的技術機構。

截至目前，中國承擔的ISO技術機構（TC/SC）共有89個。從2011年到2025年，這14年來，中國自主提案并成功獲批的新TC共有22個，其中我們貿促會占了兩個，分別是管理咨詢技術委員會（ISO/TC 342）和聯絡中心技術委員會（ISO/TC 351）。這里我想特別強調一個思維轉變，當團體標準形成系列化成果后，我們完全有可能去開辟新賽道。

結合多年實踐經驗，我認為要實現團體標準國際化，必須抓好三個關鍵點：

第一，選題要精準。現在全國10萬多項團體標準，不是每個都適合國際化。很多企業一開口就說“我的技術全球領先”，但有很多團體標準可能并不適合做國際標準，因為它不能夠滿足全球市場與創新需求。

第二，路徑要適配。要熟悉《ISO導則》，通過導則里的有關條款，組合出不同的工作路徑。

第三，朋友圈要穩固。當前國際環境復雜，很多技術標準提案遭遇非技術因素干擾。團體標準轉為國際標準，需要獲得國際朋友圈支持，這也是決定團體標準國際化成敗的重要因素。其實我認為朋友圈在上述三個因素中反而需要排序第一，因為在朋友圈里找選題，選題才能更靠譜。

過去，我們的標準化的工作一直是在跟跑，后來與其他國家并跑，現在在部分領域開始領跑。我將其總結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買票聽戲”。第二是“登臺唱戲”。第三個階段是“搭臺唱戲”，也就是培育和打造專業性的國際標準組織。我們貿促會也在做一些探索，就是說搭臺唱戲這個臺是否一定要在中國，如果你在國際國外搭臺子，是不是能更好地吸引國際利益相關方來參與？2024年，我們中國貿促會商業行業委員會就開始了這方面探索，我們倡議提出并聯合國際相關利益方共同在瑞士日內瓦成立國際組織，叫“貿易發展與標準合作組織（ODCCN）”，這是一個綜合性的貿易與標準組織，就在ISO辦公地點附近，僅700米距離。這個機構目前正在推動與其他專業性國際協會合作，以“公用規范（PAS）”類型制定事實性的國際標準。就在今年3月31日，東北亞標準合作會議機制下WG 27工作組將在韓國首爾召開會議，制定ODCCN/PAS《以人為本的創業指南》國際標準，目前已有10個國家的專家注冊參與。所以說，這也是一個探索，為未來實現團體標準到事實性國際標準的轉換又提供了一條道路。

我認為，未來團體標準向國際標準的轉換有很多方式、模式和路徑，條條大路通羅馬。我們只要持續擴大朋友圈，在朋友圈里做好選題，找好路徑，未來一定會有更多的中國團體標準有序轉換成國際標準。體標準發展概況